什么是世俗的人文主义?



 


问题:什么是世俗的人文主义?

回答:
世俗的人文主义认为,自然界不是被造的,是永恒的,而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世俗的人文主义的目标就是人类不需要上帝的自我救赎。世俗的人文主义始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思想自由运动。基督徒的想法与世俗的人文主义有一些共通之处,这令一些基督徒感到惊讶。许多基督徒在思考和探索的方法上、在政教分离的想法上,在对自由的态度上,在道德教育的观点上与世俗的人文主义一样。然而,他们也在许多方面不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把他们的道德观和公义的标准置于圣经以外的智慧之上。而基督徒则把对错,善恶的观念基于圣经。虽然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和基督徒都发展并运用科学技术,但是基督徒认为科学技术只不过是人用来彰显上帝荣耀的工具;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这些都是最终用来为人服务的工具,跟神没有关系。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在探索生命的起源的时候,不承认上帝用尘土造人,不承认地球是上帝造的,也不承认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一切的生物。对于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自然界是永恒的,自存的力量。

如果世俗的人文主义者知道许多基督徒也与他们一样,对宗教信仰谨慎,并在教育中也是采用理性批判的方法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惊讶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就像贤达的庇哩亚人一样,认真听讲,但按照圣经凡事查验(使徒行传 17:11)。我们不会简单地接受任何说法,或心理感知,而是以上帝话语为绝对标准,来测验所有的观点和知识(参哥林多后书 10:5; 提摩太前书 6:20),这样做是为了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明白所有宝贵的知识和智慧都藏在基督里(歌罗西书2:3),他们在服事基督的过程中,对良善的认知愈发加增(腓立比书 1:9; 4:6; 比较:歌罗西书 1:9)。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上帝向我们启示真理。而我们坚守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当做衡量、检验一切事物的标准。这些简要的说明是无法完全阐明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思想的,但却在简明的专业术语中(比如韦伯斯特词典新国际词典第三版,将基督教人文主义定义为:“一种在基督教原则框架里,倡导自我实现的哲学”),加进了活力和相关性。

在我们基督徒回应世俗的人文主义之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人文主义”这个词。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在这时期,“人文主义者”运用希腊和罗马严谨的学术方式,试图在文学和造型艺术上,建立一个新的拉丁风格和政治形态。然而,远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基督教人文主义”就在奥古斯丁、阿奎那、伊拉斯谟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和著作中随处可见。有些人甚至在柏拉图,一个外邦哲学家,的思想里见到了一种可与基督教相媲美的教导。虽然柏拉图有许多的贡献都是有益的,但他的假定和结论都不符合圣经。和尼采一样,柏拉图相信永恒回归 (转世);他(和大多数希腊人)对他们的神给予了浅薄的尊重。但是对他们来说,人才是所有事物的尺度。现代的世俗的人文主义拒不承认基督徒先驱者所宣传的基督教原理,拒绝基本的圣经真理,比如说,人类具有其创造者的形象的事实,神在圣经里的启示和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和事工。

自从科学革命以来,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就比如哥白尼和伽利略,都可以认为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调查研究向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提出挑战。罗马教会拒绝接受实证科学的新发现,对那些信仰以外的事物,发表了反对的宣言。梵蒂冈坚信,是上帝创造了众星,这些天体必然反射出造物主的“完美”;因此,当天文学家所发现的行星的轨迹是椭圆的,而不是圆的的时候,梵蒂冈就不予以接受,就像当时梵蒂冈不相信太阳有“黑子”,也就是太阳上温度较低,相对暗一点的地方。这些可以靠实验验证的事实,以及那些发现这些事实的人并没有与圣经的教导发生矛盾。真正出现背离圣经真理,公然转向自然人文主义的现象发生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源于欧洲,在德国则特别严重。这个现象的特点就是拒绝圣经的真理和权威,

许多的泛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理性主义者或是怀疑论者追寻各样与圣经所揭示的真理不符的所谓的智慧工程。比如像罗素、霍布斯,他们寻求用与道德无关的理性作为人类困境的出路;还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以及费希特的《知识的科学》都为后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打下理论基础。当代学术界和世俗人文主义都有意无意地宣扬用 “纯理性的”方法,以反对律法的方式,作为解决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的基础,就是在诸如个人自主,任意选择性关系、生育和安乐死方面,达到自我决定。在文化领域,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采取批判的方法,否认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干预的可能性。他们顶多把圣经当做是“有关圣洁的历史”。

在神学院里,世俗人文主义用“高等批判”的标签来传播所谓“理性化”或是“以人为本”的圣经研究方式。从德国开始,在19世纪末,“高等批判”寻求“超越文本”,忽视圣经经文的权威性。达雷尔·博克写道:高等批判的特点就是把圣经当做一个“远古一个朦胧的镜子”,不是对基督和祂门徒的教导所做的无误的历史记录(罗伊·祖克和达雷尔·博克所著的《新约的圣经神学》里的“前言”部分,1994,第16页)。比如,在他的《新约的圣经神学》里,有一个叫鲁道夫·巴特曼的人,他是高等批判的代表。他就非常依赖于批判性的假设。就像书中指出的那样,该书的作者“对新约中耶稣的形象极为存疑,以至于几乎没有讨论有关耶稣的神学”。

正当高等批判削弱某些人的信仰的时候,其他的人,比如普林斯顿神学院的B.B沃菲尔德、威廉·厄尔德曼等人令人信服的捍卫了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比如,在回应怀疑论者质疑使徒约翰是否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时,厄尔德曼和其他忠心的神仆就用批判的角度和同样的学术水准捍卫了基要的真理。

同样地,在哲学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理论上,基督教的院校、法理学家、作者、决策者以及艺术家们用相似的兵器捍卫了信仰,让人们回归福音。然而,在许多精神生活领域,战斗远未结束。比如,在学术界以外的文学圈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思想还是主流。爱默生的泛神主义是否认基督的,它会让那些容易受骗上当的人离开福音。爱默生认为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超灵体”,可以使每个人成为自我救赎和真理的源泉。在阅读爱默生和黑格尔这类的作者的著作时,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捍卫“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大书1:3)的基督徒,要特别小心,在思考的时候要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在生活中谦卑地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

基督徒有时会与世俗的人文主义者进行有关于宇宙秩序的根源和基础的诚实的对话。无论他们把这称为“原因”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动力”,有些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正确地推理出:道德的真理是道德秩序的前提条件。虽然许多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他们对“原因”都有很高的评价。因此,基督教护教者可以与他们理性地对话,谈论福音,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17:15-34 里向雅典人演讲时所行的。

基督徒应当如何回应世俗的人文主义者?若要信从这道(使徒行传Acts 9:2;19:19, 23),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只要是合理的,都必须完全意识到,要想实现人类所有潜能,人类的心思意念就都必须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上帝的旨意是不要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以像祂的儿女一样,承受永生(约翰福音3:16; 1:12)。世俗的人文主义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他们侧重于拯救世界,荣耀人,渐渐完成救赎。从这个角度来看,世俗的人文主义就很愿意用某些宗教,比如,用尤迦南达的教训,来取代上帝的真正的福音。尤迦南达就是“自我了悟联谊会”的创始人。相反,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跟随主耶稣,明白我们的国度,就是上帝应许以色列的国度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也不建立在这世界上。我们的心向往上帝永恒的国度,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歌罗西书3:1-4)。这才是人类对自己归宿的正确看法,因为我们是祂的子民,就像是世俗的人文主义者在诗歌里所写的一样(参见亚拉图的诗《现象》; 参考 使徒行传 17:28)。

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才能意识到:人文主义仅仅靠理性是无法成功的。就算是伊曼努尔·康德在德国启蒙运动顶峰时期写《纯理性批判》的时候,也能明白这点。基督徒不应该被哲学和人的传统所欺骗,也不应该被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所俘虏,即便它们浪漫地相信人类可能可以自我觉醒(歌罗西书 2:8)。黑格尔认为人的灵魂通过历史渐进、辩证的阶段,可以实现实体化,使人类通过完美的理性,取得进步。但是黑格尔亲眼目睹了20世纪的世界大战,我们怀疑他是否还会在这混乱的历史中,依然坚持寻找人类的进步。基督徒知道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只要它是离开上帝所赐的救赎,就全然失败,就不是真信仰。我们对人类的观点是基于上帝的观点,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人绝望的境况以及上帝的救赎计划。

就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指出的,人文主义对人类绝望并没有提出任何解救的方法。他这么说:“如果人文主义是对的,说人生来就应该是快乐的,他就不必死。正是因为人命定是死的,他在世上的任务就明显是与他的灵魂相关的。”正是如此,人类的任务是找寻上帝(使徒行传 17:26-27; 参照 15:17),我们真正的救主赐给我们的是比世界更美的基业(希伯来书 6:9; 7:17)。任何一个人,只要向基督开门(启示录3:20),就可以承受更美的家乡,就是上帝为那些爱他,按祂旨意被召之人所预备的(以弗所书 1:11; 罗马书 8:28; 希伯来书 11:16; 参照马太福音 25:34; 约翰福音 14:2)。比起人文主义者宣言中那些傲慢的目标,上述的应许岂不是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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